我们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我们的住房分配有关系，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就业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
不过，它在微观经济方面存在与其他成员国一样的缺陷。但中国尚未采取相应行动。
俄罗斯的情况与之相似：经常账户存在盈余，通胀率较低，预算平衡。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新兴经济体的预算赤字较低，因此完全可以采取有力的财政应对措施而那时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有车。中国的未来需要继续进行城市化，但如果没有全新的城市化途径，继续进行城市化只会让问题恶化。中国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而重新为其经济模式注入活力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对全世界也是如此。
中国城市化能够合理进行事关所有人的利益。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投资和出口这两大支柱之上的。进入专题： 城镇化 。
不解决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启动城镇化建设的。如果按户籍属地计算，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城镇化建设中必须控制盲目的大城市狂想症。因为ＧＤＰ在某种程度更诱人。
户籍可以让一批农民立即成为市民，而成为一批产业工人，务农的产业工人则是困难的。大城市病是全世界社会发展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城市化能够解决的，城镇化不能变成城市化。其次是必须解决集体土地改革问题，它是城镇化的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他们是流动人口，年复一年的春运就是很好的例证。古人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出现一点点失误或偏差都可能危及这项伟大的事业。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注重增量部分，即建一些标志性的新城以体现政绩。农民进城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此项任务的终结，农民身份变化之后的生存、发展是中国建国以来遇到的第三次大规模人口政策性进城的特殊时期（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第二次是1978年的知识青年返城）又一次严峻考验。农业大国的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
而急需解决的货运铁路因为不吸引眼球却无钱顾及。城镇化有自身的规律和操作方法，尊重它会得到真正的国泰民安。
大城市的合理布局是国家规划的核心，中心城市的优势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借鉴和拥有，如教育、医疗、金融及大规模的人才队伍。城镇化需要大手笔的谋划和操作，从制度设计上克服简单化、庸俗化、政绩化趋势， 从政策环境上改良急功近利和数字游戏的土壤，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作风应对历史上少有的机会。
故而，抓城镇化就是抓GDP，这个结论很可怕，这个趋势更可怕。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我们今天的城镇化必须改变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才能把我们的城镇化道路带上健康的、可持续的、新型城市或城镇聚集区。农村的集体土地本来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产物，是人民公社政治条件下的土地权属，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了，人民公社已过眼云烟，继续执行着当时的集体土地政策是目前制约三农问题的制度性障碍，不可能释放农民利用土地、经营土地的热情和欲望。城镇化分老城区城镇化和新城镇化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做的是老城区改造，体现在城市功能上变化不大，主要是在城市服务配套设施和社区硬件上做文章。从经济学上讲内需的指标性意义是国民经济发展应该追求的，是满足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是生产的目的。
投资拉动不可持续是我们近几年来已经得出的残酷的教训。鼓励高附加值的科技型企业和第三产业企业群体。
于是乎，50%强的城市化率就形成了概念。我们是一个至目前为止不少于8亿农民的国度，尽管一部分人已经飘在城市，从事着非农工作，但扎不下根，是享受不了城市人的社会福利的农民。
劳动力转移对于今天的中国已有点生不逢时了，一般国家是在人口红利没有消化之前就大部分完成劳动力转移了，而中国人口红利已是强弩之末，还没有大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已快速步入老龄社会。我们的政治家必须要有过程意识。
这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心平气和的心态，去规划和研究，尤其是需要慢下来，把GDP的增长速度降下来进行调整。解决了根本才能形成良性的制度建设和社会评价体系。城镇化的概念很快会在中国风生水起。投资不可持续，国家行为的大规模投资也不符合经济规律。
生产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农牧业产业化上，养活一个泱泱大国决不能偏废根本而仅仅寄希望于理论上的18亿亩农田的自由生长，要解决农业产业化的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和从业人员的积极性问题。理性而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搞好城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形成顶层设计指导实践过程，之后再进行城镇化操作。
这个关系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内需驱动了，但当经济困难时期内需消费取代投资成为了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个马车，这在三驾马车的经济结构性选择中还是一个较优的选择，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导致除了建筑是新的，其他的城市功能都是老的、落后的。
二、城镇化布局必须确立的几条判断城镇化非大城市化。快速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
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关键要解决好集体土地的改革，农牧业产业化和农业合作组织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平稳地回归而不是急速下滑，这是大道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要求的。传统城市的功能基本是工业化的代名词。国内需求和国民消费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美国内需对ＧＤＰ的贡献率稳定在８０％左右，而我国的最高值只有５５％，而且我们的统计口径和干扰因素有所不同，实际的可比指标一定更低。
投资拉动经济的问题本质不是投资本身，而是操作投资的国家机制不健全，缺乏市场的合理化引导的投资管理成本奇高。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央政策推动的，也是地方官员凸显业绩的重要抓手，不同的诉求被契合成为一种力量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力度和速度问题，而是必须担心它是否会成为又一个大跃进？又一次农民进城运动？会不会让城镇化成为大城市化？一、城镇化应列入国家建设概念，确立顶层设计理论体系至关重要国家之间的对比中，城市化率是一个重要指标，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都在80%以上，尤其是新型发达国家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指标体系中比较明显
早在2006年，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但是通知中明确对采用BOT、BOOT、BOO方式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适用，同时，通知亦未对BT进行禁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意见中建议：尽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切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这两个项目都要求投资建设人负责大部分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和工程建设全额资金，估算的额度共计达到22101.54 万元。今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时承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和清理。